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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那套前现代的东西，按照儒家自己的儒学原理，也是今天不该再存在的东西，而且它一旦实行就是很危险的，可能会带来巨大危害。

关联于上述四个缺失，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主要对应于社会结构的缺失。[30] 张祥龙：《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理由与方式》，《思想避难：全球化中的古代哲理》，第19页。

只还有一部《周易》能救渡我们。它既不是个体主义的也不是共同体主义的，相反，个体与共同体都基于这种活生生的伦理经验才能成立。首先是方法论，指出张祥龙开创了儒教现象学的研究方向。[9] 其实儒、道、释三教皆如此。[12] 二 特别重视孝的价值，这是张祥龙给许多真诚服膺儒学的研究者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
时间已经很紧迫，我们无法‘相信未来。赵卫国直译为数学的东西。55 宋·吴自牧，《梦粱录》，收入《梦粱录·武林旧事》合刊本（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2001），卷1，「元宵」，7。

」【60】 五、城市生活与乡村秩序之间： 传统日夜秩序的瓦解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是天经地义的秩序，之所以说它天经地义，是因为它符合古代民众自然劳作的实际需要，符合人的自然生理节奏，而且「夫人体天地之阴阳，昼明夜晦，理之常也」【61】，这种大道理也得到经典文本的支援。到了明代初期，更曾经一度延长为前所未有的「十夜」【58】，永乐七年（1409）永乐皇帝便下令从正月十一日开始，赐百官元宵节假十天，并且谕令礼部「百官朝叁不奏事，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，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，五城兵马弛夜禁，着为令」【59】。民间关心它，自有民间的理由，这是因为生产和作息需要，如果四季十二月流转不息是物理的节奏，那么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则关乎生理的节奏。5 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影印本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），2474。

但是，这毕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秩序，宋代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，商业城市的出现和都市生活习惯，开始渐渐瓦解人们这种关於日夜分配的观念和习惯。因为这既是来自经典的说法，也是被普遍认同的常识。

61 明·王肯堂，《证治准绳》（影印四库全书本，第767册），卷16，页469。18 清·袁学澜，《吴郡岁华纪丽·巡夜吏》（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：「吴郡五方杂处，人烟稠密，严冬事集，草窃易生，官吏巡途，稽察尤严。……三四群聚，扇诱客官，日饮夜宿，……都城之下，十室而九，各路郡邑，争相效仿」，可见这种大异於乡村秩序的都市生活风气已经广泛传播，这种风气在严重地侵蚀着传统社会的基础【71】。按照《唐律疏议》和《宋刑统》的规定，昼漏尽为夜，夜漏尽为昼，一天被分为白天与黑夜两半，到了夜里，不可在城内随意行走，在闭门鼓后，除了「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」，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，「诸犯夜者，笞二十」。

此亦见民社身膺职司禁暴，有不若编氓拥被彻夜安眠者矣」，卷11，329。当时曾经有人提出质疑，说既然主人事先知道外来人有图谋，反而故意等候他来而杀了他，是否也应当算是杀人有罪呢？据窦仪《宋刑统》的疏义解释说，这不能等同杀人罪，因为「夜入人家，理或难辩，纵令故犯，亦为罪人」【10】。但是，让我感到很惋惜的是，后来似乎并没有多少学者在这方面继续杨联升先生的思路，去研究这个有意思的学术课题【2】。又，赵汝愚编，《宋朝诸臣奏议》，卷84，作〈上仁宗论道士传授符惑众〉，905。

前宋时谓其『夜聚晓散』，恐生不虞，犹加禁绝，然亦不过数家而已。这一点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明确的知识，《礼记·杂记》里，孔子便曾与弟子子贡讨论如何面对国人年节蜡祭活动的态度，他说： 子贡观於蜡。

26 张宁，《方洲集·汀州府行六县榜》（影印四库全书本，第1247册），卷2，页208。法国学者Yves-Marie Berce在讨论宗教集会时说，「祭祀典礼与叛乱骚动的相伴相生，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情，……冲动与欢乐互相置换的事件屡见不鲜，这是民俗、社会与历史学家们应当研究的事情。

65 宋·易祓，《周官总义》（影印四库全书本，第92册），卷23，页594。宋·周密，《武林旧事》（同上），卷2，36。这一连串的联想是传统生活习惯的产物，也是传统秩序中建构的观念。或云变化多般，或云形状怪异，递相惊恐，街坊不宁」，幸好官方及时出了榜文，「捉到夜聚晓散人张子元数百人」，由吕夷简执法，数月后才得到安定。尽管明代可能是最严厉地依照传统生活制定制度，以维护秩序，但到了明清之际，江南的都市同样因为商业和消费，渐渐出现所谓不夜城，很多夜间的活动越来越频繁，像夜航船，「吴中乡镇四布，往返郡城，商贩必觅航船以代步，日夜更番，叠相来往。由於「灯」、「登」两字谐音，因此只好指「灯」为「火」。

《通制条格·杂令》，卷27，记载至元七年太原路禁止嫁女娶妻时夜晚宴饮，「今后会亲，止许白日至禁钟」，原因是「其中引惹斗讼，不惟耗费」。也有人说，这是瞬间的本能性的欢悦中产生的『再生行为』。

39 又，请叁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卷477，《建炎以来纪年要录》，卷91等各种记载。2 近来已有论文讨论到这一问题，如邱仲麟，〈点名与签到：明代京官上班、公座文化的探索〉，《新史学》9 卷2 期（1998，台北），1~43。

明代的张宁在管理汀州府的时候，曾经发布榜文，周知乡里，其中就痛斥当地所谓的「十兄弟」，说这些「游手好闲，不务生业，专一结交无赖之徒」，「日逐轮办饮食，在於街坊，恣肆沈酣」，特别是到了夜里，仍然不散，「因为奸淫、赌博，哄骗钱财，衷恶怀奸，不可胜道」【26】。时间分配，说到根本处是一个有关「秩序」的事情。

又，引嘉庆六年修并道光元年修改之律文，「各处官吏、军民、僧道人等，妄称谙晓扶鸾祷圣，书符咒水，或烧香集徒，夜聚晓散，并捏造经咒邪术，传徒敛钱，一切左道异端，煽惑人民。罪坐为首之人，里长知而不首者，各笞四十」，只有「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」【44】。15 清·于成龙，《于清端政书》（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1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，卷5，〈续增条约〉，又叁看〈弭盗条约〉，页707~708。这种上自士大夫下到民间都流传的故事，如果主角是狐仙物怪、亡魂阴鬼，那么舞台往往在荒郊坟茔，而时间则一定是在半夜三更，「月色已满窗矣，移时，万籁俱寂，忽闻风声隆隆，山门豁然作响」，看到这里人们一定会预期到下面的阴森森的故事，而「夜色迷闷，误入涧谷，狼奔鸱叫，竖毛寒心，踟蹰四顾，并不知其何所，遥望苍林中，灯火明灭」，这个时候，人那里还能有安全感和轻松感？ 所以，传统社会中的人普遍相信，正确的生活秩序是「明而动，晦而休」或者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可是，在古代偏偏有人还是要「昼伏夜出」甚至「夜聚晓散」。

卷三〈段宰妾〉中说到段宰的小妾莺莺之亡夫，一个死鬼来寻妻，段宰「疑其窜，自篝火追至厅厢，但闻有声极响，灯即灭，妾遣婢出视，七窍皆流血，外户钥戽如故，竟不知何怪」。50 清·黄育梗着，泽田瑞穗校注本，《破邪详辩》（东京：道教刊行会，1972），卷首引律例「禁止师巫邪术」条，即引《礼律·祭祀》称左道异端之术，「隐藏图像，烧香集众，夜聚晓散，佯修善事，煽惑人民，为首者绞，为从者各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」。

24 明·李梦阳，《空同集·请表节义本》（影印四库全书本，第1262册），卷40。弛而不张，文武弗为也。

所以，《警世通言》卷十二〈范秋儿双镜重圆〉说到群盗，就用了两句「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」来形容【32】。方龄贵校注，《通制条格校注·杂令》，卷28，记载至元十六年中书省、御史台对於汉族地区「祈仙、祷圣、赛神、赛社」活动，要一概禁止，原因是容易造成混乱，尤其是这些活动置「神案、旗牌、锣鼓、伞盖、交椅、仪从等物，若不拘收，且恐因而别生事端」，674。

59 《明太宗实录》（缩印本《明实录》第二册），卷87，永乐七年（1409）条，页1153~1154。通过这种严厉的「夜禁」，官方试图恢复传统「日入而息」的生活秩序。中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因为醉酒犯夜，几乎被处罚【8】。20 《警世通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名家绘图珍藏全本三言二拍本，1997），第11卷，125。

他认为现在妄称自己有几百岁的张惠真，就是当年那种「夜聚晓散妖妄之人」，他夜聚民众一定会引起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。这里有不少例子，比如中唐元和时代，一个内廷中使郭里仅仅是因为「酒醉犯夜」，就被「杖杀」，而负责夜禁而失职的金吾和巡使，也都被连累「贬逐」。

但是，对於并非个别而是集体的违反时间分配行为，古代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却相当紧张和警惕。对於人们生活秩序的严厉规定，在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的法律上一直存在，显示了传统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漫长延续【17】。

而在内心方面，传统观念上对正常时间分配的认同，以及对日常生活伦理的自觉，也足以使这种异常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鄙夷。从小的方面说，是给日夜周期作息的人一些变化的感觉，把黑夜变成白昼。